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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泉刘毅的博客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日志

 
 
关于我

刘毅,男,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六枝特区一个名叫凉水井的小山村。贵阳中医学院毕业,却钟情文学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六枝特区文联主席,《六枝文艺》、《桃花诗萃》主编,已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现为《山花》编辑部编辑,《中国作家 纪实》、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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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妹  

2012-06-25 13:39:12|  分类: 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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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妹是我拐弯捄角的表妹。

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坐在这个城市31楼住宅的阳台上,呆呆地凝视着徐徐沉坠的落日,一丝怅然和落寞倏然爬上心头。就在这怅然和落寞的心绪中,不知怎地,我蓦然想起了虫妹。那一刻,我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要不,那么多年了,在我心底尘封密闭的陈年旧事,怎么说翻腾就翻腾了呢?

在此之前,不管我的日子是顺畅还是梗阻,我都极少想到虫妹的,就算有时突然想起,也只是在脑海里一晃而过。从来也没像现在这么持久,这么强烈,这么不可遏制。

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也说不清我与虫妹平淡如水的情感纠葛,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叶认识虫妹的。那时,我小学刚刚毕业,正等待中学的入学通知书。那是个暑热难当的盛夏,成天赤日炎炎,一丝儿风也不透。某日正午,我从村外的小河里玩够了“狗刨式”回家,看见堂屋里坐着两个客人。一个是奶奶的外侄女,约莫50开外,慈眉善目的样子,母亲让我叫她大姑;另一个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长着一双丹凤眼,扎着两条马尾巴,稍有动弹,那马尾巴便在脑袋后面闪悠闪悠的。白净秀气的爪子脸上,一边一个圆圆的酒窝儿,时常盛满微笑。一不留神,那微笑就从酒窝儿荡漾出来……

母亲问了姑娘的年龄,好刚巧与我同庚,但比我小几个月,于是便让我直呼其名:虫妹。

在我的印象中,身板硬朗,精明能干的大姑妈,每逢五黄六月农闲时节,隔三岔五地,总会来我们家玩几天,陪年逾古稀的奶奶拉拉家常,或者缝缝补补什么的。虫妹呢,却是第一次到我们家。乍一见面,我感觉虫妹聪明伶俐,养眼,长得小乖小乖的,挺讨人喜欢。

那年月,我们家很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大集体大锅饭大伙儿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呢,就是兄弟姊妹大大小小五六个,而且一个个都到了“吃长饭”的年龄。因此,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许多时候,母亲一锅水煮盐放的烩白菜刚抬上桌,转进厨房不一会儿,出来时早已一扫而光,空空如也。

菜肴简单,饭也好不到哪里去。长年累月吃的都是不掺一颗米星星的黄澄澄的苞谷饭,由于这种纯粹的苞谷饭粗糙难咽,山里人形象地称之筑“火药枪”。儿时的记忆中,只有逢年过节 ,家里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打打牙祭。

每有贵客光临,母亲除了搜搜罗罗绞尽脑汁地多烩几个漂着一星半点油花花的菜,最隆重的礼仪,就是在一甑黄澄澄的苞谷饭上面,挖上一个小坑坑,单独蒸几碗大米饭,招待客人。

大姑妈和虫妹光临寒舍,母亲照旧如法炮制。

然而,虫妹却不享受这份待遇。

吃饭时,一家人刚刚落座,眼眨眉毛动的虫妹便站起身来,主动取代母亲给大伙盛饭。

虫妹无疑看到了甑子里那道黄白相间的风景线。她愣了愣,倏然明白了什么。稍倾,抡起手中的饭瓢,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一堆大米饭和一大甑苞谷饭搅拌在了一起。

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嘴上却说,哎!虫妹你拌它干嘛,那是留给大姑妈和你吃的哩!

虫妹脸上洇出一片红,瞅了瞅大姑妈,仿佛做错了什么,轻轻地说,舅妈,和转了大伙一起吃吧。

母亲一脸灿烂,情不自禁地称赞,这姑娘真乖!

正勾着头吃饭的虫妹扬起头来,脸上又是一片酡红,怯怯地晃了母亲一眼,微微一笑,说,大舅妈夸奖哩!

这时,大姑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诡黠地笑了笑,说,他舅妈,你要用得着虫妹,我保媒,说来给你当媳妇好不?旋即,转过筷子头轻轻地敲敲我的脑门,接着说,三娃,你喜不喜欢虫妹?

我愣愣神儿,狠劲咽下嘴里的的苞谷饭,本想说我喜欢,可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哈哈一笑,接过话头,打趣说,大姑妈,你老就别我们涮坛子啰,我哪辈子才修来这个福分,人家虫妹是街上人,哪肯到我们这山旮旯里来哟!

哈哈哈!大姑妈朗声大笑,瞅瞅我,说,那可不一定哩!山旮旯咋了,吃粮不定量,吃菜自己栽,哪像他们街上人,喝凉水都要花钱买呢。须臾,又补充道,再说啦,谁叫咱三娃伙儿长得晃呢?

大姑妈风趣幽默的调侃,惹得满桌都是笑。

这当儿,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悄悄地瞅了虫妹一眼,没成想,刚巧与她投过来的目光撞在了一起,这有意无意的一碰,竟有些细小的火花在我眼前闪烁。就在虫妹羞怯地挪开视线的当儿,她俊俏白皙的脸上,倏地飘过两朵红云……

后来的短暂相处中,我知道虫妹姓杨,比我矮一级,秋季开学后,就升六年级。家住一个名叫香溪的热闹的小镇,山里上通常称之“街上”,距我们小箐沟约莫30来里路。我所称呼的大姑妈,是虫妹正儿八经的亲姑妈,虫妹的爸爸,就是这大姑妈的亲弟弟。我家与虫妹家之所以扯上点儿挂角亲,是虫妹的奶奶与我奶奶是亲堂姨妈姊妹的缘故。

巧的是,虫妹像我一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但她的乳名不叫三妹,叫虫妹。之所以取名为虫,意思是虫虫蚂蚁之类的小玩意儿命贱,容易养大。最主要的是,虫妹的爸爸妈妈一口气生了三个娃儿,却没有一个 “带把的”,心里发了慌。因此,除了给大姐取了个玲玲的雅名,其余的都敷衍了事,取个狗妹虫妹猪妹什么的,喊得应就成。直至一鼓作气地生到第六个,终于遂了心愿。于是呢,这才定下心来,把儿子的名字取得考究而儒雅:贵生。不像我们家,一连串都是“带把的”,父亲贪图省事儿,大娃二娃三娃四娃,顺序排列,一个娃字叫到底。迟到的幺妹呢,名儿取得更是通俗明白:幺妹。

虫妹告诉我,她这大姑妈精明能干,风趣幽默,命却很苦,30多岁,就守了寡。她的大姑父,一个精精干干的庄稼人,解放前误入歧途,曾伙同他人劫过一次舍。刚解放那阵子,村里曾垂涎大姑妈姿色而未遂的一个“混天星”,摇身一变,成了农会主席,便公报私仇,到区里告了大姑父一状。于是,大姑父便在肃反的枪声中一命呜呼。虫妹说,大姑妈告诉她,那时候,杀一个人,简直比宰杀一只鸡还要简单,只要区长说一声,拖出去毙了!五六个民兵便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犯人”梱得粽子一般,连推带搡地拖出去,“砰”地一声,就毙了。不像后来要取证要开庭要有人辨护,少个程序也不行。大姑父被敲了脑袋后,枪声刚一停歇。大姑妈便发疯似的扑上去,一把抱住大姑父血乎乎的头,器得天昏地暗,声嘶力竭……

这以后,大姑妈独身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两儿一女,含辛茹苦地打发岑寂困窘的岁月。

听了虫妹绘声绘色的描述,我对大姑妈的崇敬油然而生。

那年暑假,虫妹在我家呆了七八天。混熟了,我们也就没了拘束,时常扎成一堆,嘻嘻哈哈地开一些朦朦胧胧的玩笑。

有一天,虫妹和我上山打猪草,我们有个一场有趣的交谈。

三哥!我问你个事儿,虫妹说,不许讲假话。

哪样事?我一本正经地说,我保证讲真话。

虫妹不相信我的承诺,骗人的是小狗哦!

好,是小狗。我再次保证。

我问你。虫妹沉默有倾,眨巴了几下眼睛,脸一红,两只手指下意识地绞在一起,羞怯怯地说,你讲倒媳妇没有?

我愣了一下,认认真真地瞅了虫妹一眼,斩钉截铁地说,没得。

真的?虫妹说。

真的啊!我说。

人家说你们乡下时兴早婚。虫妹愣怔片刻,似乎不大相信,正色说,男娃儿穿开裆裤,就讲到了媳妇,有的甚至还在娘胎头,就指腹为婚哩!你小学都毕业了,莫非还没讲到媳妇?

我盯着虫妹的眼睛,实话实说,寨子头是有这种情况,可我真的没讲媳妇哩!

虫妹问我,是不是怕影响了读书?

我也说不清楚。我回答说,家里倒是提过这事儿,可我就是不想讲,再说,好像也没合适的。

虫妹说,这话我爱听,明知不合适,就算讲成了,也不得哪样意思哩!

我说,是的。

虫妹说,那就赶紧找个合适的啊!

我说,咋找?

你个呆头。虫妹说,咋找还要我教你?

……

虫妹和大姑妈走后不久,平时成绩并不优秀的我,瞎猫碰到死耗子,考取了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

县城距我的故乡小箐沟七八十里。如果步行,早晨天麻麻亮上路,下午太阳快要落坡了,才走得到。坐车呢,那时村里不通公路,要走30来里路到香溪镇,才能坐上去县城的每天一趟的班车。去晚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当天的车票。

考取了县中,就要到县城去读书,这在我们村里实在是多年不遇的喜事儿。一家老小,就像过年似的,喜气洋洋。可高兴之余,父母却为我的学费盘緾发愁。

母亲一向疼我,生怕七八十里山路硌坏了我的脚,于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父亲说,娃他爹,三娃骨力弱,脚板皮嫩,七八十里山路,这咋办哟!

父亲不接茬。

埋着头吧嗒吧嗒地抽一管母指粗的叶子烟,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厐愁云密布,阴沉得能扭出水来。良久,眼看一锅烟就抽完了,这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卟”地朝地上吐了泡口水,抬起右脚搓了搓,在缕缕飘散的青烟中缓慢而艰难地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说,咋办?凉拌!狗日的一个工才一角五分钱,你说能咋办?顿了顿,接着说,实在不行,就只有把那头架子猪卖了,给三娃作学费盘緾,读书要紧呢。

架子猪不带肉气,不值钱哩!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没别的办法可想,也只能这样了。稍倾,又“唉”地叹口气,悠悠地说,原指望喂到年关,一家老小喝口旺子汤呢……

 

父亲决定送我去上学。

我离家那天,由于亲朋好友,族中老幼,陆陆续续地前来送别,动身便晚了些,我和父亲赶到香溪镇的时候,只买到次日去县城的车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香溪住一宿,才能坐上第二天早晨开往县城的班车。

父亲不由得面露难色。

我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吃饭容易对付,爷俩每人几个馒头,一碗清汤,就打发了。住宿呢,就没那么简单了。没有四五块钱的开销,下不来台。

那时候,公社书记每月的薪水,也就三四十元。父亲呢,弓腰驼背,热汗淋漓地劳作一天,记10个工分,还挣不了两角钱。因此,住一宿挥霍四五块钱,着实让他心痛。

于是,父亲便带着我茫然地在街上溜达。

有好几次,我鼓起勇气,想劝父亲去虫妹家借宿,可话刚溜到嘴边,又尗壳了。

香溪镇距县城较近,那时“三线建设”正如火如荼,四面八方的建设大军蜂拥而来,蔬菜供不应求。于是,距县城不远的几个乡镇,就有了专门种菜的“蔬菜队”。一种以种菜为业的新型农民——菜农,应运而生。

菜农原本都是镇上的农民,他们专司种菜不种粮后,国家每月都按一定的量供应粮油。每个工日,通常可以“分红”五角以上,收入好的蔬菜队,可达七八角,甚至高达一元之多,人称“二居民”,日子自然要比纯粹种田的农民殷实得多。

香溪得天独厚,虫妹的母亲也就成了菜农。父亲呢,是镇上铁业合作社的大师傅,按月领薪水,虽没有居民户口和“购粮证”,却像国家干部似的,正儿八经地上班下班,日不晒,雨不淋,养生白白胖胖的。节假日,星期天,在自家门口点燃火炉,拉起风箱,叮叮当当地敲上一阵,打几把锄头镰刀锅铲铁瓢什么的,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去,一转手,几十块“外快”就进了腰包,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母亲每每提起虫妹家,总是一脸羡慕。常常自言自语地絮絮叨叨,看人家表叔家,日子过得硬是巴实得很,哪像我们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父亲听了,通常不吱声,叨叨得实在心烦了,就高声大嗓地抢白母亲一顿,你到底有完没完啊?古老人讲的,头劁(骟匠)、二补(补锅匠)、三打铁(铁匠),有一身手艺,那日子要过得不巴实,才日怪哩!

那你咱不学点手艺呢?母亲振振有词地问道。

这……这个。父亲瞪瞪眼,哑巴了。

因此,在父亲眼里,我们这种穷在深山的庄户人家,与富在街前的铁匠表叔打交道,无疑就有高攀之嫌了。

眼看天就要擦黑。

仲秋的晚风呼呼地灌在身上,已有些许凉意。街头上,五花八门的小百货,都在忙着收摊了。

父亲皱着眉头,目光呆滞,一脸无奈,脖颈上粗大的喉结艰涩地动了动,狠劲地咽了泡口水,润润干渴的喉咙,下了天大决心似的,三娃,看样子只有到你表叔家赖一宿了。

好!我迫不及待地附合。

父亲说的表叔,就是虫妹当铁匠的爸爸。我之所以由衷地拥护父亲的决定,除了得找个栖身的地儿,更重要的,其实是想去看看虫妹。

我和父亲身披暮色踏进虫妹家堂屋,他们一家刚刚摆上桌子,正准备吃晚饭。

哎哟!资格老不如运气好。父亲刚一进门,便自我解嘲地打趣道,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爷俩三十夜洗脚洗到了膝盖上,运气就是好,一进门就有口福呢。

铁匠表叔见进门的是我们,热情地站起身来,接过父亲手中的行李说,满哥!哪阵风把你给括来了啊?坐下坐下,我们弟兄好好地整几杯。

好!整几杯。父亲乐呵呵地说,哥们和你好好整几杯。

我听奶奶说过,父亲和表叔这对姨表兄弟,儿时常常黏在一起,一块儿光着屁股蛋蛋摸鱼捉蟹,一块儿拎着鸟笼进山“安”黄豆雀儿,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用奶奶的话说,兄弟俩恨不得同穿一条裤子。长大后,各自成家立业,随着人生际遇的改变,走转反倒少了。渐渐地,竟有些生分疏远了。

相形之下,虫妹的母亲却有些摆谱。见我们爷俩进屋,费了老大的劲才挤出一丝儿笑,欠了欠身子,抬抬似乎很沉重的屁股,不冷不热地喊了声,表伯来了!随即便坐下了。脸上呢,久久地挂着对我们爷俩蹭饭的不屑。确实有着山里人说的街上人,嘴喊人,手关门的作派。

也许是出于好奇吧,进了虫妹家,我扑闪着眼睛,四处逡巡,刚巧捕捉到虫妹母亲这种怪怪的神情。倏然间,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一脸凝重,步履艰难地带着我在街上徘徊。

我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虫妹对我热情洋溢。我刚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走进屋里,虫妹便甜甜地叫了声,三哥来啦!随即红着脸欢蹦上来,一把取下我身上的黄挎包。

吃罢晚饭,正巧县里的电影队来镇上演电影,喝了二两小酒的父亲忙着和表叔冲壳子,便打发我和虫妹几姊妹去看电影。

电影是露天放映。一块比蓝球场还要大的坝子,栽着两棵碗口粗的高高的木杆,银幕的四角,各栓一根绳子,然后将绳子拉紧绷直,固定在木杆上,银幕便横着悬在了两棵木杆中间。偶尔有风吹过,高悬的银幕扑扑地响,忽儿凸向前面,忽儿凹向后面,远远看去,仿佛漆黑苍茫的大海上,漂荡着一片鼓满了风的白帆。

银幕前的坝子上,黑压压地挤满了或坐或蹲或站着的人群。男女男女,老老少少,一个个兴致勃勃。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打闹声笑骂声,嗡嗡嗡地,宛如蜂子朝王。时不时地,一伙半大不细的鬼豆崽,泥鳅般在人海里来回穿梭。倘若有谁一不小心,踩在大人们的脚上,便会招来几声佯怒的喝骂。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谈情说爱的大好时光,要么抬张凳子,紧紧地贴在一起,要么挨挨擦擦地站着,甚或搂成一团,嘻嘻哈哈地你在我胳膊肘儿拍一掌,我在你屁股蛋上拧一把,情谊绵绵,其乐无穷。

离场子不远的地方,摆着一溜卖葵花籽的小摊。卖葵花籽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奶奶。一张小方桌或两张条凳上面,摆着一个圆圆的小簸箕。簸箕的一角,点着一盏罩着玻璃罩子的昏黄的煤油灯,灯下笼罩着一圈淡淡的黑晕。簸箕中央,有一堆洒盐水炒的香脆可口的葵花籽,上面放着一大一小两个装得上满下流的玻璃杯,大的一角钱一杯,小的五分钱一杯。乍一看,一角钱买那么满满当当的一杯葵花籽,蛮划算的。待老奶奶颤颤巍巍地将葵花籽倒进荷包,你才蓦然发现,葵花籽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多。将信将疑地拎过老奶奶手中的杯子,就着灯光,认真一瞧,原来杯底垫了厚厚的的一层纸壳。看似满满的一杯,其实只是大半杯。可这时,你买葵花籽的钱,早已被老奶奶紧紧地攥在了手里,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天晚上,我与虫妹几姊妹出得门来,虫妹说要上厕所,要我等等她。等到虫妹磨磨蹭蹭不慌不忙地从厕所钻出来,玲妹狗妹猪妹们,早已没了影儿。

虫妹!我有些着急地说,我们快点走,赶上她们。

赶她们干嘛?虫妹诡诡地一笑,说,我们各自慢慢地走,怕认不倒路啊?

这……这。我愣了愣,似乎明白了虫妹上厕所的用心。

这什么这,文绉绉的,酸不酸啊!虫妹拉了我一把,还愣着干嘛,走啊!

到了露天影场,我们找了个不远不近的地方,摆好凳子,坐了下来,等着电影开演。开映前,我跟虫妹打了声招呼,独自溜到葵花摊前,咬咬牙,从兜里摸出两张毛票,买了两杯葵花籽。回到座位上,我抓了一把葵花籽塞进虫妹的手里,说,来,吃葵花。

虫妹张开右手掌,接住我递给她的葵花籽,有意无意地,顺势捏了捏我的手,喜孜孜地说,不枉是中学生,挺会来事的哩!

说话间,电影便开演了。具体演的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好像开始演的是两个新闻纪录片,接下来演的呢,是个样板戏。可从开场到散场,我和虫妹都是一个劲儿聊闲天。我惊奇地发现,平素笨嘴笨舌三锤打不出两个响屁来的我,不知哪来的那么多废话,简直没完没了。虫妹呢,也谈兴盎然。说到高兴处,咯咯咯地笑,扬起手,不经意地在我胳膊上拎拎。我呢,也不甘示弱,打闹间,陡然来了勇气,顺势在虫妹的脸上亲了一口。

瞬间,我觉得仿佛触了电,浑身上下麻酥酥的。

哎哟!虫妹夸张地叫了一声,两手轻轻地捂着脸,咕咕咕地笑。须臾间,蓦地抬起头来,佯装恼怒地又在我胳膊上轻轻地扭了一下,嗔骂道,三哥真坏!

……

 

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离开了虫妹家。

到了县中,办理了各种各样的手续,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了我一番,便佝偻着腰,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父亲走后,我整理黄挎包,发现包里居然有一双玫瑰色的鞋垫。

这双用白棉线纳成的鞋垫,做工精细,针脚密实,俗称“满天星”。这种针法纳成的鞋垫,不花俏,却很结实。脚弯处,左右各绣两个镂空的仿宋汉字,左脚是“知心”,右脚是“朋友”,。

毫无疑问,这是虫妹悄悄放在我包里的。

手捧这双玫瑰色的鞋垫,一股从未有过的甜蜜涌上心头,但我并没往深里想。

这以后,各门功课相继开课,学习紧张起来,这双鞋垫带给我的甜蜜,便渐渐地淡了。

晃眼便过了一年。

上初二的时候,虫妹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她也上了镇里的“戴帽中学”(即小学办的初中班),并随信寄来张一寸的照片。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四个字:三哥常见。信的末尾,似乎不经意地提起头年暑假在我家吃饭时,大姑妈所开的玩笑,问我是不是搞忘了。

我心里不由一动。

凝视着虫妹姣媚的玉照,我的榆木脑袋总算开了窍。

于是,在给虫妹回信的同时,我也给家里写了封信,要求母亲去找大姑妈,请她给我和虫妹保媒。

大姑妈果然不食前言,欣然前往虫妹家,热心地为我和虫妹牵线搭桥。可一想到虫妹母亲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怪怪的神情,我觉得心里又没底儿。

大姑妈头一回去,传递回来的信息是,虫妹的父亲倒没说什么。虫妹的母亲说,三娃这小伙子倒是不错,就是小箐沟那地儿太穷,简直是屙屎不生蛆,只怕虫妹吃不了这份苦呢。

虫妹妈的态度,父亲和母亲的看法很不一致。母亲觉得虫妹妈的说法乃人之常情,人家养了十多年的大姑娘,哪有你一讲就松口的道理。言下之意,多去讲几次,不就成了?

父亲呢,却没母亲那么乐观。抑或说,他对虫妹妈的秉性看得入骨得多。

父亲勾着头津津有味地抽一锅叶子烟,瘾过得差不多了,才从丝丝缕缕的烟雾中慢慢地扬起头来,“卟”地喷出一口长长的浓烟,闷声闷气地说,实在不行,就抽开斧头别处砍吧。古老人讲,一棵秧苗,一颗露水,小箐沟再穷。咱三娃也不会找不到媳妇吧!

看你那德性。我说你是个老牛筋,你还不服气。父亲话音刚落,母亲便好一顿抢白,你又不是南来北往的,不知道山里的规矩,人家姑娘是一碗米养大的,一口风就吹长大的?就等你老王家一张开口,就许配给你儿子啊?亏你想得美!顿了顿,又说,再说啦,三娃眼里有虫妹,虫妹心里有三娃,多好的姻缘呀!莫非你眼睛不透气?莫非你还想像我们两个一样,再搞个包办婚姻……

母亲一顿火力猛烈的连珠炮,父亲便偃旗息鼓,挂起了免战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头一勾,眼一眯,又自顾吞云吐雾。

两个月后,母亲带上“礼信”,又去找大姑妈,请她接着跑,继续为我和虫妹保媒。

这年寒假,我回到故乡小箐沟,一边度假,一边静候佳音。

不久,我听到一个坏消息,有人无意间告诉我,杨家的虫妹已经“放”了,小伙子是她大姑妈的亲堂侄儿。侄女赶姑妈,亲上加亲哩。重要的是,那小伙子的父亲是某区供销社的头头,一个有权有势,吃香喝辣的主儿。地方呢,自然也比我们小箐沟那山旮旯好得多,通汽车哩。

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脑里一片空白。

这怎么可能?愣了好一会儿,我大声武气地跟那人争辩,你是不是听错了?她大姑妈是帮我去提亲,虫妹正等着她大姑妈为我们俩保媒呢!

信不信由你,莫非我哄你娃儿不成?那人没好气地说,你小子就傻等吧。

看着那人言之凿凿,一脸鄙夷,只有发愣的份儿。

那时候,兴许是因为年龄太小,涉世不深,我对虫妹母亲一根骨头哄几个狗的做法,的确难惟释怀。

 

许多年后,痛定思痛,慢慢地冷静下来,我觉得自己当年的失败实在是一种必然。故乡小箐沟屙屎不生蛆姑且不说,单供销社主任这顶桂冠,就是一道多么耀眼的光环啊!那年月,食品奇缺,物资匮乏,啥玩艺儿都凭票供应。“供销部门一枝花,粮食部门胖娃娃,教育部门苦荞粑”的顺口溜,既是社会现象的生动写照,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憧憬。因此,虫妹的父母为女儿的幸福见异思迁,也无可厚非。说千道万,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毕竟是人的本性。有谁放着天堂不上进地狱,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公主?

感情最终是要给生活让位的。

遗憾的是,虫妹并不理会父母的良苦用心。

听到坏消息后两星期,我收到了虫妹的来信,揭开了谜底。

 

 

三哥:你好

事情的结果,可能你已经听说了。讲得迷信点,这就是命吧。

然而,你万万没想到,把我“说”给那人的,却是我们都很崇敬的大姑妈。开始,她确实是为我们保媒的。可跑了两趟,遭到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的坚决拒绝后,她就开始为别人忙乎了。这些事儿,我敢肯定你是蒙在鼓里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认真想一想,就明白了。但我觉得,生在小箐沟,并不是你的错。

三哥,我现在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

虽然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更没有相互以身相许,但自大姑妈开了那个玩笑后,你就走进了我的心里。反过来说,我的心就是你了。你说怪不怪!这个,是不是书上说的一见钟情呢?我想,既然我的心已经属于你,再把身子给别人,又有哪样意思呢?

对谁都不好哩!

看了上面这些话,你就会猜到我怎么做了。实际上呢,也很简单,你知道,我们家是种蔬菜的,找点敌敌畏什么的,很容易。

三哥,我想,你心里肯定也是有我的。

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祝你

前程远大!

 

 

                                                    

                                              

19691231

 

读了虫妹的信,我整个儿傻了。

那时,电话还是个稀奇的的东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撒开两片脚丫,发疯似的朝着30里开外的虫妹家狂奔……

虫妹没死。

就在我收到她来信的头一天,虫妹一口气喝了半瓶乐果,幸亏姐姐玲玲及时发现,送到镇上医院,又是灌肠,又是洗胃,医生护士忙乎了大半天,虫妹总算检回了一条命。

然而,虫妹的心却死了。

打那以后,虫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呆滞,表情淡漠,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虫妹死里逃生后,我主动另托媒人,再次去提亲。可虫妹的父母对我恨意难消,他们认为是我害了虫妹。虫妹呢,也不肯嫁给我。她对媒人说,麻烦你转告三哥,过去的虫妹已经死了,让他另外找个中意的吧!

这以后,我便和虫妹失去了联系。

前些年,我隐隐约约地听说,虫妹30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已有一儿一女的鳏夫……

 

 

 

                           (原载2012年《雪莲》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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