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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泉刘毅的博客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日志

 
 
关于我

刘毅,男,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六枝特区一个名叫凉水井的小山村。贵阳中医学院毕业,却钟情文学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六枝特区文联主席,《六枝文艺》、《桃花诗萃》主编,已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现为《山花》编辑部编辑,《中国作家 纪实》、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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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与 火 车  

2010-09-15 13:15:53|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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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毅

 

 

 

 

我与火车的不解之缘,始于上世纪60年代。

40多年前,十来岁的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我们那个掩藏在大山皱褶中的小山村,山高路陡,交通闭塞,沟通山外世界的,就一条蜿蜒于丛山峻岭中的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沿着这条荆棘丛生的小路,村里人才能到镇街、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但到山外去,那是大人们的事儿,对于年幼无知的我,走出山外只是一个憧憬 ,一种奢望。

仲夏的一天,太阳很毒,天蓝得就像刚漂洗过似的,一点儿瑕疵也没有,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响起一阵阵滚雷似的轰响,震得屋顶的灰尘一股股地直往下掉。打雷了?大伙都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转过头,一个劲地朝窗子外面看。可外面依旧碧空如洗,阳光灿烂,根本就不像要下雨的样子。老师见状,说,大家不要惊慌,这是山那边开山放炮,修铁路。要不了多久,大家就可以去看火车,坐火车了。

哇!尽管大伙当时对铁路和火车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但都知道火车是从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儿,一个个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打这以后,到山外去看火车坐火车,便成了打在我心里的一个结。

时光如水,一晃就是两年。

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山外的铁路就要通车了,赶场天举行通车典礼(后来我才知道,通车的这一段是贵昆铁路贵阳至六枝段区间)。

听到这个喜讯,我们比过年还要高兴,课堂上大伙儿欢呼雀跃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这时,我已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埋藏在我心中的火车情结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于是,我与同学福生相约,决定走出大山,去看看那让我们日思夜想,魂牵梦萦,但终究不得要领的火车。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随着村里赶场的人群,汗流浃背地走了崎岖坎坷的30里山路,来到镇街上看火车,一打听,火车站并不在这里,而在离镇上五六里的地方,于是我们又边问边走,气喘吁吁地向火车站赶去。

我们来到火车站的时候,偌大的车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挤得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架在主席台两侧的两个大喇叭,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既震耳欲聋,又让人热血沸腾。

不一会儿,通车典礼就开始了。按惯例,自然是大大小小的头儿们讲话,内容呢,无非是些热烈祝贺形势大好之类的大话套话。但会场上依旧闹哄哄的,谁也没心思去听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大家关心的是看火车。不知谁说用耳朵贴在轨道上可以听到火车的声音,不少人就趴在地上,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听,那样子,比藏族同胞朝圣还要虔诚。我和福生见状,也学大伙的样子,趴下去,用耳朵贴在轨道上听火车的声音,可听了半天,除了一股股凉意穿透耳膜,什么也没听到。

通车典礼结束了,火车还是没有来,广场上依旧人山人海,谁也不愿离去,人们对火车的热情和兴趣有增无减。大约又等了一个多鈡头,大喇叭里突然通知,说是火车来了,但只到了50公里外的安顺站,因为这一段的路基还不是太扎实,就不开过来了,对不起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等等。

仿佛有人朝滚烫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只听轰地一声,广场上立时炸开了锅,蜂子朝王般的人潮向主席台涌去,可碰到一排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这潮头仿佛撞在了巨大的礁石上,又哗地一声反弹了回来……

好久了,在解放军战士的疏导下,心有不甘又意犹未尽的人群,才慢慢地散开去。

事后,听说那天来到安顺的,也不是名符其实的火车,而是一台蒸气机车(火车头),一节车厢也没有挂。

我和福生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汗爬雨滴地跑了几十里山路来看火车。结果连火车的影子也没见着,别提有多沮丧了。更要命的是,眼看着日头就要落山了,就算我们会飞,也没法在天黑前回到家。镇街上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们又身无分文,回不了家,我们晚上在什么地方吃,在什么地方住呢?看样子只有流落街头了。

我急得抺开了眼泪。

福生到底比我大两岁,显得要老练些,见我下开了泪花蛋,说,老三你不要急,我家镇街上有个远房表姑奶奶,前不久赶场时,我和爹去过一趟,我们就到他家呆一晚上,明天一早再回家。

嗯。我忍住眼泪,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同意了福生的安排,但对我来说实属别无选择的无奈。走在去镇街的路上,心里竟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打小母亲就对我进行城乡差别的教育,说街上人拿牌子,嘴喊人,手关门。对于亲戚,山里人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对姑表亲的描述是,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认不倒。而福生要带我去的这家表姑奶奶,就是这样的八杆子才打得到的表亲。当时物资匮乏,粮食紧张,这家人是镇上的“菜农”,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冷不丁地增加两张嘴,人家会欢迎我们么?

我们精疲力尽地来到福生表姑奶奶家的时候,天已经黒透了。

福生表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都已成家,两个老人与儿女分开单过。我们造访的那天,福生的表姑爷爷外出走亲戚,只有福生的表姑奶在家。年逾花甲的表姑奶一看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沟壑纵横的脸上倏地闪过一丝惊愕和不快,随即,便笑成了一朵灿烂的九月菊,热情洋溢地招呼我们,哎哟,今天刮的是哪样风哦,把我这小祖宗吹来了。说着,一把拉过福生,慈母般地在福生头上抚摸,哎哟哟,好久不见,又往高里窜哩。你看这身坯,这脸盘,与你爹活脱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啧啧!

福生沉浸在表姑奶浓浓的爱意里,一脸的幸福。

表姑奶奶抒足了情,这才转过头来,仿佛才看到我似的问福生,这是哪个?我还认不倒呢。福生说这是我们村里的某某,并特意强调了我父亲是谁。福生的表姑奶奶恍然大悟,脸上的菊花又一层层地绽开,哎哟!我还以为是谁呢,小屁崽子,你倒是头一回来我家,你爹我可是认识的哦,我出嫁的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拖着两条鼻涕龙,呼噜呼噜的,哈哈,好玩死啦!

福生的表姑奶奶把我父亲歌颂完了,我也跟着福生的叫法,怯怯地喊了一声表姑奶奶。

哟!这娃儿乖。表姑奶奶不失时机地表扬我,知书达理的,好,好。

福生的表姑奶招呼我们在堂屋里坐下,热情地给我们倒了一杯白开水,接下来,便坐了下来,山南海北地和我们拉开了话匣子。

我们进门的时候,福生的表姑奶好像刚吃完晚饭,正洗好了碗从厨房里出来,但她就是不问我们吃饭了没有,她不问,我们也不好意思说没吃,于是就饥肠辘辘地听她海吹。其间,我曾示意福生开口说我们还没吃饭,让她表姑奶奶给我们做点吃的,可福生几次都开不了口,福生不说,我这个跟着混饭吃的,就更没辙了。

我们的这些动作,表姑奶肯定是看在了眼里,可她却佯装不知,始终不点破。没办法,我和福生只好一个劲地喝水,不一会儿,便把一个八磅的暖瓶倒空了。

好容易捱到了晚上九点过钟的样子,表姑奶一连打了几个长长的哈欠,揉了揉眼睛说,福生,打点水洗个脚,你们俩到楼上去睡吧。

然而,饥饿就像一个恶魔,搅得我们辗转反侧,除了一个劲地上厕所,一点睡意也没有。

第二天起床后,我们都觉得脚粑手软的,眼睛都有些花了。下得楼来,表姑奶奶好像正在厨房里弄吃的,心中暗喜。洗罢脸,表姑奶奶笑吟吟地从厨房里端出两碗稀饭,搁在堂屋神龛前面的方桌上,说,两个小屁崽崽,快来过早吧,等会我还要出工呢。

表姑奶奶的这番话,虽然比较委婉,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一是让我们吃早餐,再就是要我们吃了早餐就赶路 ,她老人家没功夫陪我们。

不过,当时我们顾不上想这么多了,一听有吃的,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害羞,一个箭步冲到方桌前,端起那碗稀饭,呼呼呼地,不到两分钟就倒进了肚子里。狼吞虎咽地喝了一碗稀饭,空空荡荡的肚子似乎刚填了一个角儿。我们站起身来,正想厚着脸皮再舀一碗,厨房里已响起表姑奶奶叮叮当当的刮锅声…….

我们走上了回家的路,那种空着肚子赶路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很久很久了,街上人抠门,仍让我难以释怀。

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福生表姑奶奶的做法有了充分地理解。那时候,人们刚从大饥馑的恶梦中喘过气来,都知道粮食的金贵。身为菜农的表姑奶奶家,什么都按人头定量供应,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能匀出两碗稀饭让我们喝,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时至今日,我仍觉得福生表姑奶奶赏赐的那碗稀饭,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我第一次看到并坐上火车,是两年后的事。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六年级。在我之前,村里已有人捷足先登,见到并坐过火车,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对火车更加神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小学毕业前,了却这一夙愿。

从村里人的描述中,我知道火车的车头(机车)是个庞然大物,仅车轮就有一人多高,一架(列)火车拉着10多节车厢,跑起来突噜突噜地喘着粗气,快得就像刮风,车头上两个桶大的管子里,不时冒出一股股白色的浓烟,巨大的惯性,震得铁道两旁的地皮簌簌发抖。尤其是火车发出的牛一样的哞哞哞的叫声,震耳欲聋,应山应水地,隔着几匹山都听得到。从县城的火车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看火车的地方),坐慢车到离我们村子最近的大用火车站,也就一个站的路,10来公里,花三角钱的车费。

三张毛票,抑或三个钢崩,换在今天,走在大街上,也许没有人愿意弯下腰去捡起来。可那时对我来说,三毛钱却无异于天文数字。已经在贫困的陷阱里挣扎得精疲力尽的父亲,是不可能拿出如此“巨资”,让我去潇洒走一回的。我记得,当时盐巴是一毛七分钱一斤,在父亲的眼里,三毛钱几乎等于两斤盐巴,打紧一点,足够全家人吃一个月。母亲呢,对我倒是一向溺爱有加,可她身上常常是一分钱都不巴身的。

有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没课,父亲叫我去山上放牛,我把牛甩在一边吃草,然后躺在草地上数着天上飘过的云朵,不经意间,看到不远处一棵坠満了酱红色果实的山楂树,倏然来了灵感。我想,山楂这东西化食开胃,在山里人眼里,几乎一钱不值,说不定城里人就喜欢呢。于是,我跑回家拿来一只麻袋,嗖嗖嗖地窜上树去,不一会儿就摘了一麻袋山楂。

第二天,我把这袋山楂背到县城,两分钱一碗,卖了五角钱,终于挣到了坐火车的钱。

那是趟逢站便停的慢车,挂着十多节车厢,硬座。现在看来,其设施可以说相当简陋,但当时我却觉得十分气派豪华。那桔黄色的,用寸把宽的优质木块拼做而成的靠背座椅,比坐在家里的长条凳上舒适多了。依偎在车窗口,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庄稼、田野、河流、山坡,觉得自己就像长了翅膀,仿佛飞了起来。

一个站的距离实在太短了,好像才一支烟的功夫,火车已经徐徐地停了下来,我该下车了。车厢门头上的喇叭里说,列车停车两分。

然而,我觉得还没坐够,还很想坐。而且,我听说前面有个隧道,号称贵昆线上第一长隧,火车在里面要跑六七分钟,我很想体验一下火车在隧道里穿行的感觉。但在下一个车站下车再回家,要多走十多里山路。就在我在车厢门口磨蹭的当儿,火车又徐徐启动了。我抬起脚就要跳下车,列车员一把拽着我,你找死啊。

结果,当我多坐了一站路,翻山越岭地多走了十多里冤枉路,气喘吁吁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了。

一边是拮据的家境,让我难以启齿。一边是日益疯长的心愿,让我欲罢不能。当年,我对父亲的的抠门不无埋怨,怨他不理解一个十三岁少年对山外世界精彩斑斓的憧憬。许多年后,当我也身为人父,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常常因手头拮据而显得捉襟见肘、毛焦火辣的时候,才明白了当家才知盐米贵的道理,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无奈和艰辛。

 

打那以后,我对坐火车仿佛着了魔上了瘾,对这长龙般的庞然大物有一种家的感觉和依恋,每次想方设法钻天打岩地弄上几毛钱,坐上那么短短的十多分钟,觉得十分惬意,但每次都觉得没坐够,临下车,就像就要和情人告别似的,依依不舍,总是赖着不想动。

我真正地坐够火车,是五六年后的事。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因不能直接升入大学,我又回到那个大山皱褶中的小山村,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这类读过几天书后,又回到里家种田的年轻人,叫做 “回乡知青”。

我得以坐火车远行,完全是阴错阳错的意外。

那是1973年秋天,我的堂哥如愿以偿地在一家国有煤矿当上了矿工,让村里人羡慕得直咂嘴。作为新工人,矿里组织他们到淮南矿务局实习,先到上海,然后再转车去安徽。矿里专门为他们包了两节车厢。堂哥走的那天,正好赶场,我和表哥小国决定一打狗,二拜年,去县城赶赶场,顺便送一送他。

堂哥他们乘坐的是昆明到上海的特快列车,上车的地方就是我看火车的那个车站,名叫六枝。这个车站紧挨县城,算是个比较大的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都在这里刹上一脚,停靠三分钟。堂哥他们上车的时间,是次日凌晨4点过钟。

我们陪着堂哥在城里溜达到天快擦黑的时候,才回到他们住宿的平寨旅馆,准备和他挤着躺一会,送他上了车后就回家 。

第二天,天还麻黑麻黑的,带队的人便吹响了尖利的哨子,近两百名矿工和送别的亲友匆匆忙忙地洗漱,然后一干人呼呼拉拉地向不远处的火车站涌去。

按说,送亲友是不能上车的,但在我的怂恿下,我们将堂哥送到了车厢里。开车的铃声响起后,我那种对火车的依恋又涌了上来,不想下车。于是,我跟堂哥商量,说我们想再坐坐火车。堂哥倒很理解我们的心情,说,可以,这两节车厢都是我们包了的,只是前面的几个小站都不停,只有到另一个大站安顺才能下车。

好,好。我喜不自禁地连声答应。

火车到达安顺车站的时候,天还没亮,本应下车的我又突发奇想,我对表哥小国说,要不我们干脆不下车,就搭他们的便车到上海去玩玩?表哥本就是个好玩之人,听我这么一说,愣了愣,说,可以啊。

我们把这个奇想跟堂哥说了,他却面有难色,说车上的吃喝没问题,但他们并不在上海逗留,下了车后很快就转车去安徽淮南,没时间陪我们。我说,没事的,我们自己在那儿玩,过几天就回来。堂哥看我们去意已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应该说,这是个冒险得近乎荒唐的决定。那时因家境贫困,我兜里也就七八块钱。表哥呢,比我略好些,兜里也不过十五六块钱。这样的经济实力,要到上海去溜一圈,过后想起让人后怕,听来无异于天天方夜谭。

但我心里充斥着对火车的热恋,洋溢着山外世界五彩缤纷的诱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时候的火车还是清一色的蒸气机车,也没有提速一说,我们坐了三天两夜,才到达上海。我记得,我们到达上海的时间是上午十来点钟,下午,堂哥就转车去了淮南。

我和表哥小国开始了在上海的旅行。实际上呢,用“旅行”来形容我们这几天在上海的生活,未免有些奢华和浪漫,因为旅行是以经济基础为后盾的,说白了,旅行玩的就是一个字:钱。而囊中羞涩的我们,是怎么也潇洒不起来的。好在当时上海的生活十分便宜,每顿八分钱一碗的面条或馄饨,勉强果腹,八毛钱住一宿的澡堂旅馆,就是我们的安乐窝了。我们最奢侈的消费,就是花了两块钱,在黄浦江畔的外滩照了张合影和单人照,总算是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证据”。

时令虽已是秋天,但我们到上海的时候,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气温高达三十多度,这对长年生活在“凉都”的我们,无疑是一种煎熬,一身臭汗出了干,干了出,坐在屋里,就像坐在蒸笼里似的,身上透出股说酸不酸说臭不臭的味道,直让人掩鼻。于是,我们便在旅馆的大澡堂里和上海阿拉们共同下了回饺子。

那时,我也就二十来岁,正是追逐“时尚”的年龄,裤子是流行的小裤脚,也就碗口那么大。衣服是件铁灰色的直领的三个兜的青年装,老远看去,灰不溜秋的。头发呢,一溜烟地从脑门上往后背,且留得老长,几乎披在了肩上。从后面看,真到了让小孩子分不清是叔叔还是阿姨的地步。我这身自以为新潮的装束,在正统的成年人眼里,无疑是另类,遭遇白眼是常有的事。

在和上海阿拉们下完饺子之后,我便把那件自以为入时的衣服洗了。

次日一早,我穿上这件还不太干的外衣,便和表哥小国兴冲冲地去黄浦江边的外滩。可就在我们到达外滩,随着一群人穿过斑马线,准备从大街的内侧到沿江的那一边去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警察扬手一指,他身上的魔法仿佛全都凝集到了食指上,倏然间,就把我“定”住了。

那警察走到我的身边,雷达似的将我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通,定定地看了一眼我的长发,继而抻出右手,拎起我的衣袖抖了抖,并不开腔。我想他可能觉得我的衣服是润的,连忙说,昨天晚上刚洗的,还不太干。也许是我说的贵州话,他听得不是太懂,眼里的狐疑并未消散。随即便把我带到路边,操着一口上海味十足的普通话,对我进行问讯。无奈,我也只好憋着贵普话回答他。内容无非是你从哪儿来,干什么,到哪儿去,准备干什么等等。

也许是我的回答无懈可击,警察最后使出了杀手锏,你有没有证明?

证明?我显然没想到他会让我出示证明,不禁有些慌乱。

对!证明。我下意识的慌乱,让他有了坏人即将束手就擒的惬意,板着脸一字一顿地说,也就是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哦,证明啊!我定下神来,从衣兜里摸出一张信笺递过去。

原来你是教师啊?他很认真地看完了那张纸,板着的脸这才有了松动,口吻也温和了些,没事了,走吧。

我如获特赦,溜也似的跑开了。

好久了,我仍心有余悸,倘若不是在半月前,无意中给当教师并管公章的同学要了几张空白证明,不是在未到达上海之前,在火车的小茶几上,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我校某某某老师因公出差上海,特此证明等字样,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时还不时兴身份证,在警察眼里,没有证明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人,没有几个会是好人。结果呢,收容站无疑就是我们的最好去处了。

在上海穷玩了三天,我们该坐火车打道回府了。

尽管很节约,几天花销下来,我们身上原本不多的银子,已经所乘无几,拢共也就四五块钱的样子,撇开车上的开销不算,买一张返程车票,也得三十多元,两张车票,一共六十多元,对我们来说,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可没钱我们也得走呀,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是不欢迎穷光蛋的。

我和表哥小国商量,决定先到火车站去,然后再想办法。但就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却意外地走散了。

我们是在外滩上公交车时走散的。

与上海谋面之前,我对上海的认识主要源于图片上的外滩,那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那奔腾不息的黄浦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者说在我的心目中,外滩就是上海的明片。因此,要离开上海之前,我对外滩竟有些依依不舍,很想再好好地看她一眼。

我们坐的是哪一路公交车,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上车的人很多,一窝蜂似的朝车上挤。表哥个子大,壮实,劳力也好,三挤两挤的,就上了车。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眼看就要靠近车门,身后的一个大个子狠劲一拱,把我推开了。

这时,驾驶员没好气地吼,挤什么挤,上不了的,坐下一趟。话刚说完,只听“哧”地一响,车门就“砰”地关上了。

我和表哥都傻眼了。情急之中,我对表哥喊,在下一站等我。

几乎是与此同时,急了眼的表哥也在车上冲着我大声说,我在武进路等你。

公交车开走了,顿时,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当务之急,我得找到表哥,然后再一起回家。可我到哪儿找他呢?临走时,我说让他在下一站等我,可他却叫我到武进路找他。一时间,我犯难了。倘我们因会面的地点不同而失之交臂,就很难再见面了。

我到底去哪里去找表哥呢?

表哥所说的武进路,是我们上车那个站下面的第三个站,我们是上车前看站牌的时候 ,知道有这么一个站名的。

不一会儿,下一趟公交来了,我好容易挤上了车。我想,匆忙之中,表哥肯定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到武进路去找他吧。可当我来到武进路的时候,连表哥的影子也没见着。

和表哥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兜里没几个钱,但总觉得有个依靠,心里并不着慌。表哥一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要多沮丧有多沮丧。偌大的上海,人头攒动,却举目无亲,绝望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沮丧之余,我决定先到火车站去,然后再想办法。

我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售票大厅,进站口不停地游荡,寻找混进车站的机会,但都无机可乘。

无意中,我在问事处发现凭车票可以买站台票,忽然来了灵感,心想,托人买张站台票,不就可以混进车站去了么?

我为自己的发现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可买站台票也不那么容易,一张车票限购两张,来买票的人基本上都是买有所用的,我涎着脸接连求了两个人帮忙,都没买到。后来,一个去福州的中年妇女被我的请求打动,终于给我买了张站台票,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好心的中妇女连声道谢,真有些感恩戴德的味道了。

上海到福州的车是下午3点20分,我要坐的是下午6点10分上海至昆明的快车,没办法,我只好提前进站,在站台上躲藏了将近两个小时,待昆明至上海的火车进了站,便随着站外拥进的人流上了车。巧的是,就在上车的当儿,我却意外地碰到了我的表哥,他和我一样,也是买了张站台票混进车站的。

别后重逢,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们坐的是8号车厢挨门口的两个座位,尽管车厢里座无虚席,可直到火车离开了上海,也没有人来叫我们让座。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两个位子是站上预留的机动位子,没想到却为我们“杀飞车”提供了方便。

回家的路上,,我们先后躲过了几次查票。最痛苦的是身上没有银子,开始,我们还能每顿吃上一两个面包,后来,就连面包也难以为继,饿得酸水一股股地直往上冒……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我们的这次“壮举”,我对自己当初的莽撞无怨无悔,自嘲地称之为无产者的旅行。

 

转眼间,四十年多过去了,铁路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六次大提速,蒸气机车进了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甚至时速三百多公里的动车组,火车真的“飞”了起来。兴许是早年与火车结下的不解之缘,我对火车的热爱有增无减。虽然现在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不少,但只要是有铁路的地方,坐火车却是我的首选。除了安全快捷,南来北往的旅人,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济济一堂,或读报,或海聊,或观景,或凝神沉思,随心所欲,其乐融融。那一份温馨,那一份惬意,那一份和谐,那种家的感觉,常常让我心驰神往,乐此不疲。

 

 

 

 

 

2008.2,8,(正月初三)草成于无为斋

 

 

(原载《长城》2009年第2期)

 

 

(入选《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散文卷]·作家出版社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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