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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泉刘毅的博客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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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刘毅,男,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六枝特区一个名叫凉水井的小山村。贵阳中医学院毕业,却钟情文学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六枝特区文联主席,《六枝文艺》、《桃花诗萃》主编,已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现为《山花》编辑部编辑,《中国作家 纪实》、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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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4 10:12:02|  分类: 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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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刘毅中篇小说《空人》

               

 

 

杜璞君

 

 

作家刘毅的中篇小说《空人》依然以熟悉的贵州乌蒙山区为背景,刘毅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不放过发生在这片土地的每个细节,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抒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小人物的眼泪和欢笑。

《空人》的主人公幺爷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小说以幺爷的命运为主线,写一个普通的灵魂,在没有选择和发展的生存环境下,在孤独和封闭中挣扎的故事。幺爷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带着某种偶然性,“我”的祖父和祖母生下幺爷的时候已经是高龄产妇了,祖父五十有三,祖母差一岁就五十,老年再次得子,“我”父亲比幺爷大了足三十年,“我”还长幺爷一岁,从“我”父亲“面对拖着两条鼻涕龙的小弟弟那份尴尬与无奈。”可以看出幺爷来到这世界也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情。而让“我”母亲没有想到的幺爷带给这个家庭的却是“王家这个迟到的幺叔,竟让她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操碎了一颗原本就很疲惫的心”。

我很喜欢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引用丹东的一句话:“现实,残酷的现实”(有懂法语者曾告诉我“现实”应翻译为“艰难”),但我还是觉得用残酷的现实来观照《空人》中幺爷和他的生存环境更合适:一个是生存的现实,作者用幺爷、“我”母亲和“我”的生活环境进行了着力描绘,一个是从存在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荒诞加以揭示。

人的出生不由自己选择,幺爷很自然不能决定他出生的地点和时间。如果说这是命运,那么来到这世界后,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哪怕不一定达到目的,但每个人总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吧。但人生的悲喜剧往往是既无法选择生存的时间和地点,又将人的选择的权利完全的剥夺,这方面《空人》的幺爷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些罢了。如:“破四旧”原跟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扯不上关系,却因为他见到两位尼姑戴上了尖顶高帽,不经意发出天真的嬉笑,幺爷无可选择地被强行戴了高帽游街示众。若说幺爷得脑膜炎,从木梯上摔下来致残是偶然因素,无关选择,那么幺爷第一次失败的爱情和另一次失败的婚姻,则使幺爷更加困守自我的封闭世界,突显了幺爷在多舛的命途上选择的艰难。“空人”的所谓空,就是男人一辈子打光棍,在小箐沟是遭到鄙视的,不同于现代都市,由于过多的选择,人可以选择结婚、不婚、离婚、再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一个封闭的山区,幺爷的婚事当然是必须解决的关乎安身立命的问题。幺爷借了“我”吃上皇粮这一层优势,又有媒人的巧舌如簧,终于与薛春芝对上了八字,将要娶媳妇过门,却发现媳妇遭劫怀上了别人的种,这段无爱的爱情还没到点燃婚庆的红烛,就无疾而终,幺爷虽可选择,但命运最终没有给予幺爷选择的可能。到幺爷真有那么一个家,实际上幺爷所娶回来的虽然“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但幺奶却是个哑巴,耳朵也不是太好,而且幺爷从来没有跟“我”幺奶过过一天的夫妻生活。生活依然没有把选择留给幺爷,让他过他所需要的日子。我们会问幺爷有生存的权利,却得不到发展的可能,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没有人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但除了活着,这里的人却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空人》构筑了一条关于幺爷的失败之路,从幺爷来到这世界失败的命运好像就注定等待着他,不管他接受还是不接受,导致幺爷失败的不是来源于他个人,而是难以把握和充满危机的外部世界,只要有一个偶然的错失,这疯狂的世界将把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幺爷在破“四旧”的时候受到牵连,由这个家庭一颗希望的星星变成了无形中的包袱,疾病和性格上的缺陷使幺爷落到处于丧失选择自由和权利的境地,而关系他个人幸福的婚姻也让他屡遭打击,幺爷简直就是一粒不幸的种子。从幺爷一连串失败挫折的命运链条上,我们看到一个充斥着非理性的世界,人处在动荡不安的喧嚣中,下一刻将发生什么,什么样的言行导致何种结局,每个人连他自己都是无法把握的,不可忽视的是那种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不幸,使人在惊惶和恐惧中生活,既失去对现实依附的力量,对未来也感觉不到信心,在这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偶然中,幺爷的自我囚禁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也成了抵抗外部世界的唯一武器,同样作者把这种抗争转化为一个情感得不到宣泄的人的自我抗争,作者把我们的目光从外部环境对人的压迫引向内在精神磨难的关注,这种偶然性之于一个个体命运的不幸,就显出其存在的意义,即幺爷不抵抗任何灾难,甚至要成为其不幸的本身,这人生的荒诞感就森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幺爷和他所生存的环境,我不禁要问这是地理的概念吗?生活在这里的人,当地理的概念变成伦理的概念,我们就不得不思索,选择之于这片土地的人何以如此艰难?忽然想起那徘徊在历史时刻,满脸忧思的哈姆莱特,他走来走去地在唠叨“活还是不活”我们无需也不可能要求幺爷扮演思想者的角色,面对内心和外界的强敌,以人文主义者的姿态拷问灵魂。偶然翻书读到一段文字:“利维坦的基本理念,就是防止人与人的战争(包括人与自己的战争),把自然界、疾病、他人甚至自己造成的各种危险挡在人们的大门之外,在最大限度上杜绝不幸,但是并不以提升幸福为目的。提升幸福的任务,要么交给了上帝,要么交给个人。”(《读书》2005年第11期,吴飞《“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理解自杀”札记之四》)(1)

上帝对于《空人》里的人物来说,无疑是痴人说梦,那么,剩下的就是个人和环境,个人和自己的战争。同样,我也不禁还要追问,他们有梦吗?幺爷和其他人的梦是什么?但对于这些个体来说,谈论信仰是奢侈的。不过梦还是有的,幺爷用沉默回答了我们,他的沉默一方面是无声的抗议,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异化,他堵塞了自我通向外界的通道,幺爷扼杀自我的梦来抗争冷漠的世界和恶劣的环境,同时通过减低与外界正面冲突,获得喘息的机会。他明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选择活着是可以的,虽然这差不多降到了动物本能的底线。德国哲学家雅思贝斯说:“失去庇护的个人使我们的时代呈现如此面貌:反叛;虚无主义的绝望;无数得不到发展的人陷于困惑;许多人放弃了有限的目的,抵制和谐的诱惑,但是却沿着错误的道路探索。”(2幺爷的命运诉诸的不仅是精神和生存的困境,而且一次又一次的被弃置,接踵而来打击,如果幺爷身上还残留那么一点剩余的梦,梦又一旦顷刻间破灭,比如,幺爷无意中看到了尼姑的屁股,产生了性幻想,甚至影响了他对其他异性的选择,他又无法找到一个宣泄情感的对象,从生存的压抑到人性的压抑,这就成了一个精神卫生问题,也折射出这片土地的人,极度不平衡的人口和资源,所带给他们的就是关乎可否获得独立人格,可否能够安身立命的问题。

当一个个体遭遇这些问题时,譬如幺爷,当然不可能去找上帝,哪怕尼采没有宣告上帝的死亡,但上帝在中国人心中跟精神鸦片总产生某种联系,是应该撇清关系的。那么,当一个个体被遗弃在茫茫荒野,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呼喊,他们的痛苦,谁来打理,他们将从哪里找到慰藉。作家刘毅在《空人》中用幺爷的生存现实昭示了这一牢笼,幺爷的命运似乎也寓言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别人不会走进来,自己也困在这里走不出去,甚至可以用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来形容这土地上的人的命运:“他们都在苦熬。”

这里的人包括幺爷唯一的选择也是最贴近现实的信仰,就是活着,传宗接代既是最高的理想和目标,也是生命得以延续的保证和明证,无论外界如何坚硬、冷漠,幺爷虽然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但他没有绝望,使他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柔软和温暖。对于幺爷来说,他不追问后面的意义,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和失败,透过其磕磕碰碰的人生,我们反过来从幺爷的退守中,却看到这个我们应该感到绝望的人,他虽然自己把自己囚禁了,但他仍以其坚韧,活着,活,就是他的宗教,也体现着他自我存在的最大价值,这可从幺爷对性的压抑上看到那种忍耐力,我们无需对幺爷的性生活作一翻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力比多没有摧毁一个人,反而作为一个人生存下去的另一种强大的力量。除了幺爷本身坚韧的生命力,如著名评论家洪治纲所言:“我们总是期待着作家们能够投入全部的情感,深入到生活的潜在部位,对那些无奈或无助的生命表示倾心体察,对那些灵魂的温暖和疼痛表示特殊的关注,使文字能够散发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在《空人》中这样的一种关注和情怀,更多体现在一个家庭对脆弱的生命不离不弃,如,“我”祖父母虽然老年得子,但于“我”父亲却总感到难堪,但“我”母亲却很宽容地接受幺爷“你们也是一个奶头吊下来的吧?”当幺爷得了脑膜炎,小箐沟缺医少药,靠“拖”时,“我”母亲想尽各种办法救治幺爷,甚至不惜请神医神药救治,在幺爷的婚事上更是操碎了“我”母亲的心。“我”这个家对幺爷所起的作用,不但让幺爷始终得到家庭的庇护,如果没有这个家的关爱和 “我”母亲的支持,幺爷这不合时宜来到这世界的不幸种子,恐怕早就在某一次的偶然事件中夭折。这种不管疾病和贫苦的守望相助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的品格,在幺爷“我”母亲身上得以体现,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也以其超强的生命力体现着他们的生命力和植根于这片厚土的很朴实的对人的一种关怀。

《空人》以幺爷婚事有所响动开始,以幺爷离开这片土地得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家为结束。幺爷从开始的挫败,到后来从这片土地的出走,透过这背后地理的因素所揭示的人的伦理,以及对人的命运所起的作用,我们看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追问人何以存在的同时也必须追问这体制下生存的人,如何得以安身立命,哈姆莱特追问的“活还是不活”到了这片乌蒙山区叫小箐沟的地方,地理的因素转换成伦理的因素,就成了一个现代问题。对于幺爷和这片土地的人来说,幺爷走出了这片生存异常困苦的环境后,是否意味着他也走出了精神的困境,是否意味着我们真的共同走出了牢笼,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体制下是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这倒真是个问题。

 

 

 

注释:

1、吴飞,《“为生民立民”是否可能——“理解自杀”札记之四》,《读书》2005年第11

2、转引,王宏图,《阴影里的风景:城乡对峙与精神乌托邦》,《当代作家评论》200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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